摘 要：片區整體開發項目涉及到利益訴求多元化的開發主體，這些主體之間相互關聯、相互合作，從而影響項目績效，作為管理者，應采用適合的治理手段和工具來應對這種新型項目中的問題。在分析項目治理研究現狀及我國重大工程項目治理特殊性基礎上，結合上海西岸傳媒港項目開發建設案例，采用單案例探索分析的方法，提出城市片區整體開發型重大工程情境下的一種基于“政府—市場”二元視角，包含“政府—合約—關系”3 個維度的項目治理結構概念模型，并在案例中予以了驗證和應用。旨在拓展重大工程情境下項目治理結構研究的內容，構建新的理論模型，并供類似的城市片區整體開發型重大工程建設實踐參考。

關鍵詞：項目治理；多利益主體管理；片區整體開發；重大工程

在大規模城市建設的當下，如何從規劃、建設的角度高效利用城市中心區域土地是擺在政府與開發者面前的難題。如何實現城市功能集聚區區域品質提升與未來容量增長的雙贏，是中國城市建設面臨的重要課題。為了滿足在有限的城市用地中拓展城市容量的需求，立體化、集約化的發展是城市核心區域開發的重要方向。從 1970 年代瑞典著名的人車分流“雙層城市”理論的提出，到 2001 年我國正式將地下空間使用權寫入《城市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管理規定》，地下空間的開發理念逐漸成形。城市地下空間作為實施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充分開發利用城市地下空間已成為提高城市容量、緩解城市交通、改善城市環境的重要措施，城市發展充分向地下發展延伸是城市現代化建設的鮮明特征之一。在我國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型城市開發過程中，片區“組團式”整體開發模式正越來越成為一種“典型”的開發模式。這種模式下，帶來了復雜的利益協調問題，需要多個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協作，這個特點超出了以往將項目局限在項目團隊和單個企業的范圍，需要對傳統開發模式進行機制上創新。片區“組團式”開發模式一般由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平臺型企業和社會資本開發企業合作完成項目的開發建設。但是，已有研究多是關注技術層面，鮮有從管理者角度出發對城市片區整體開發型項目的治理機制進行思考。因此，本文采用探索性單案例研究，結合項目治理理論，從政府治理與市場治理結合的角度出發，提出對區域式整體開發項目的治理理念。

項目治理是隨著項目管理理論越來越無法解決制度層面問題而出現的。與傳統的強調在管理層面從技術方法出發對項目進行管理不同，項目治理基于合作原則，側重對項目管理的制度基礎進行探索，融合以用戶利益為中心的思維，使所有項目參與者都能貢獻其特有的知識和技能[1]。項目治理與項目管理是相輔相成的。缺乏良好的治理模式，即使有健全的管理體系，也會基礎不牢；同樣道理，沒有組織管理體系的順暢和高效，單純的治理模式也只能是一個空中樓閣，難以實現。項目治理的本質，即在于委托人（通常是業主），通過采取合適的治理機制，對代理人（通常是施工單位等供應單位）進行協調、控制和激勵，促使代理人進行合作，避免投機行為。委托人所采取這些治理機制，總體上構成了項目的“治理結構”。但對于政府參與投資的重大工程來說，僅僅用基于交易成本經濟學的代理理論來研究是不完善的，尤其在我國的建設環境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強調完善的政府治理[2]。

眾多的項目治理研究文獻表明，項目治理特別是組織間關系治理包括合約治理機制和關系治理機制[3]。關系治理與合約治理在不同的項目中表現為互補關系或替代關系[4，5]，組織之間的相互信任和溝通等非正式互動關系能一定程度上減少合約條款不完備帶來的不確定性，在正式制度治理乏力的形勢下，信任是補充管理缺口的有效手段[6]。

中國情境下的重大工程，政府作為特殊的建設單位，其行政指令作為項目治理機制具有明顯的調節組織間關系的作用，政府必須根據城市的發展目標，對城市整體或某一片區建設做出具有前瞻性和長遠性的決策，發揮戰略作用；當參與城市建設的市場主體出現利益偏差，與城市發展路徑不一致時，政府便需要發揮規范與誘導作用，特殊情況下需要利用強制性手段，發揮干預作用。如果模式得當，政府式治理既能有效推進項目，也能有效平衡公共利益沖突[7]。盡管有學者將政府在項目建設中的非正式作用（如領導視察、各種創優評比活動等）認為是關系治理維度之一[8]，本文認為，由于政府的政治特征、社會作用以及在建設項目尤其是政府主導投資的重大工程中的話語權，應將政府行政治理視為與市場治理同樣重要的治理機制，形成一個集成的治理框架，如圖 1 所示。

探索性單案例研究方法適合研究“為什么”和“如何做”的問題，能夠保證研究深度，適合提煉出理論或規律[9]，從而能更為清晰地解釋現象。在典型性原則指導下，本文選擇上海徐匯濱江西岸傳媒港項目（以下簡稱西岸傳媒港）為樣本。該項目位于上海市核心地段，是徐匯濱江區域開發的重要先導項目。無論是項目的開發方、還是